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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从和他聊完天之后，我直到现在都没再去过网吧，也就没再见过他。那是假期的最后一天，我想他可以理解我不去网吧了，因为我要上学。但他可能还会去网吧，因为他没有别的娱乐方式。我希望他能在这里找到一个做着同样发型的朋友，这样他可能就不会太孤单了。
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，他们也有自己排解苦难时的方法。这些方法很多样，甚至有点怪诞，但不上来究竟是对的还是错的。虽然我不会那样去做，可是当设身处地地和他们对话时，我想到的绝对不是“怜悯”，而是我感觉自己有点理解他们了。
父亲知道母亲把孩子生了下来，而且承诺给她一些生活费。母亲流着泪和他说“谢谢”，其实凭她的自尊，她可以选择不要。我们经常能在一些作品里看到很多“自尊”的角色，我当然很敬佩他们，但母亲的自尊在生活面前，什么都不是。母亲是刚强的，也是无奈的。你千万别觉得我在为父亲辩解，而且又折损了母亲，我只是悲哀地把实情说了出来。如果我足够有能力、有钱，像个真正的男子汉那样，我绝对不会让母亲在父亲面前如此低微。可惜我再也没有机会了。
我的母亲没有什么文化，而且家里也没有什么能够容纳下文化的空间，对于我和母亲来说，文化是外面的事情，生活却是里面的事情。
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，我也不爱和同龄人在一起玩，于是楼下的旧书摊就成了我最喜欢去的地方。而开旧书摊里的大爷和开蔬果店的婶婶是一对夫妻，我的母亲经常去蔬果店买菜，于是大爷和婶婶也就认识我了，他们也许看母亲一个人拉扯孩子很不容易，于是格外照顾我，而且有时候大老远看见我，会亲昵地喊：乖乖！
我搬着马扎，有时候在旧书摊会坐一下午，而大爷嘴里叼着烟，拿着把千疮百孔的蒲扇扇风。我很感激他们能让我在这里一直待着，倘若我早点写完作业，我还会帮着大爷整理一下被顾客们放乱的书，扫一扫地上的灰。我什么书都看，全是字的书我看，全是画的书我看，有字有画的书我也看。我偶尔也能翻到本破破烂烂的讲太极拳、讲养生的书，也能让我津津有味地看很久。我在质量良莠不齐的书里认识了很多字，我敢说班里没有人比我看过的书更多。虽然大爷不怎么识字，而且很明显，他也不懂书，比起书，他更懂的是收废品。他会和我说，他用了极低的价格就从即将搬家的夫妻那边整来了几百本书，而不说这些书的内容是什么。可即便这样，我仍然认为旧书摊的大爷是我童年时期的恩师。
当我和乔霖一起住的时候，他和我说，你怎么没有点爱好呢？仿佛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在老房子里的时候，我没有什么拥有爱好或者把爱好发展下去的权利。偶尔楼下的旧书摊看书，也只算得上消遣，算不得爱好。这样说来，玩《罪恶都市》就是我的爱好了。如果你连很多东西都没见过，都没试过，你怎么知道你爱好些什么呢？
上小学那阵，我和母亲一直住在她租的房子里，如果以现在的眼光看，应该再加个“破旧”的定语。我知道我有个名存实亡的父亲，母亲面对他时，除了一如既往的温柔以外，只剩下了胆怯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那个每个月都出现在门外的男人是来送牛奶的，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这么觉得，只觉得牛奶的出现是一天一次的，而那个男人是一个月一来的，这二者之间冥冥中似乎有什么联系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我的亲生父亲。他送来的不是牛奶，而是人民币以及一点探望。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，我是班里的数学课代表，老师交代给我一个任务，在收作业的时候检查一下同学的作业是否有家长签字。我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情，大家的姓竟然都和他们父亲的姓一样，是个奇妙的巧合，后来我才知道这不好玩也不巧合。
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过我的母亲：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住？他很忙吗？
那是一个晚上，父亲来了。卧室很黑，客厅却亮堂堂的，父亲和母亲正在用很低的声音说话，他们以为我睡了。可是我却下了床，在床到卧室的这几步路里，冰凉的瓷砖粘住我的脚，听起来像一个小偷。为了不让木门吱呀作响，我一只手掰着门框，另一只手扶着门，一只眼睛闭上，另一只眼睛睁大，整个客厅的光线都流入了我的眼睛。
我浑身都使着劲。
在细细的门缝中，我快乐地偷窥着他们，在这一刻，我似乎像是个成年人一样和他们坐在一起商量些“小孩禁止入内”的东西。其实他们的谈话也没什么营养，无非是些“最近怎么样”“小衡没有生病吧”这样无聊的客套话，父亲一个月的关心浓缩在这十分钟里。可是在我的印象中，他们的谈话时间却长到窒息，我总是努力地想要捕捉他们的话语，可是怎么也听不明白，我像是被困在隔绝的笼子里，虽然是我观看他们，可最低微的那个人是我。发蓝的白光下，我用眼睛描摹着父亲的形象，他穿着厚实的猎装夹克，坐在瘦小的沙发上，而母亲比沙发更加瘦小，沙发就显得肥胖了。父亲比我幻想中的还要高大，还要英俊，对于一个8岁的男孩来说，有哪个英雄听起来比父亲更加诱人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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